因此，本文将以这几个行政命令和备忘录等为样本实证考察奥巴马政府监管改革的内容，并对其进行行为法经济学研究。

[4]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从立法上对环境权予以确认和保护，形成了从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到单行环境法律法规的保护体系。人的这种能动性不仅表现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当然，人的能动活动，不能冲破自然所固有的客观规律。

环境法律教育离不开传授、学习、宣传等社会活动，其内容涉及环境法知识、理念和价值取向等，其终极目标在于突出人对自然的责任，培养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并能规范自己生态行为的人。而要实现经济人格的生态化，当前最好的路径是制定完善环境经济政策。[8]《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载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2] （二）对环境权的尊重 权利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也开始对人类自身活动进行深刻反思，作为结果，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全世界得到提倡，把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理念的呼声越来越强。

这种物化的单向度人格只关注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缺乏对构成人格自然环境要素的认识，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环境权作为一项应有权利，是自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的。从保障四强化的强化法官调查取证作用来看，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被动、中立不承担提供证据的任务，一般按照谁主张、谁举证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不但管辖一审案件，而且即使到了最高法院这一级，仍然既要审理法律问题，又要审理事实问题，上诉审和最高法院的功能被屏蔽了，最高法院仍然重于纠纷解决，而不太重视规则治理和全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这在现代工商社会，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是少见的，也已广为学界所垢鄙【17】。严格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不但不享有宪法解释权，也没有一般的法律解释权，其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享有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2、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能动就是推动。希望这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独特的司法实际，把握中国司法改革的独特性和基本走向。

至于审理四结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司法审查，其这样写到，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堡垒之一【5】，当然，这堡垒的功能按托克维尔的理解就是维护自由。

相较于美国，其最高法院典型地属于政治性的，我们中国的最高法院属于典型的技术性的、行政性的，理由如下。【 11】除了一些修辞的因素，我们看到这里的法院、司法已离我们从教科书里理解的法院和司法相去甚远，在这里法院与检察院、公安局甚至人大都已不再有任何的区分，都是服务于和服从于经济建设的一种力量，我们认为这是政府全能主义的一个真实写照。如果把民主的本质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话，那么环顾世界，民主就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顺向的，即外部的参与模式，一种是逆向的，即内部的参与模式【 9】。那么，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我们就得追问其因由。

③强化法官修复社会关系的作用。以下事例似乎可以说明问题： 陇县修建迎宾大道，拆迁拆了9 个月拆不动。虽然美国的司法审查是一种所谓分散性的审查模式，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主要的和最终的审查机构。而在中国情况则大不相同。

综上，美国宪政史中对 反多数主义难题所作辩护的总体思路是，不否认这种二律背反，但都从政治的、宪政的、民主本身的含义等方面进行一定的辩护。②强化法官主导庭审的作用。

因为众所周知司法的根本含义是审判，而陇县的诸多实践都不是在从事审判及其相关的活动，而是法院的其它一系列功能。沃尔夫在《司法能动主义》一书中，并没有过多的论述和评论反多数主义难题问题，而是关注一个更广泛的善政问题，其总体上赞成一种温和性的司法能动主义。

其二，立法机构的议员也并非人民的代表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因为现在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选主，金主【 3】。如果再联系近三十年中国司法发展的谱系看，问题将更加突出，因为司法的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被认为是中国司法近三十年发展最重要的成果。所以，在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主体一定是法官个人，核心是法官个人的能动。第二种典型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是一种逆向的、内部参与式的民主模式。但是基于我国的法律实际，这样的规定实施效果并不好，所以陇县法院根据地方实际，重新强调法官查证的作用。首先我们从陕西陇县的个案来进行分析，其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的目标四为民，即关注民生、促进民主、服务民建和保障民享。

但是，在我国司法的政党背景下，司法必须回应和关照整体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或者说法院的运作就不可能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主动为大局服务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邹谠指出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

在这样的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中国的能动主义溢出了司法的狭窄天地，在法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有作为，所以这个能动主义就不仅仅是司法的。从早上干到中午，镇上领导和民工都去吃饭了，法官们坚持工作。

第一，美国国父们的理解，亦即马歇尔大法官的理解，宪法是人民制定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立法机构是人民的代表组成的，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其有可能反仆为主，通过危害人民利益的法律，而法院是国家的宪政架构下最弱势最不危险的部门。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最高司法当局对此也予以肯定批示（1），实务界、学术界举办规格较高的研讨会 （2），媒体也作了影响广泛的深度报道 （3），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4）。政治的最高法院有一系列的功能，其有宪法和法律解释权，注重公共政策的形成，还有司法审查的功能。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中国司法能动主义的难题：反司法职业化、专业化 在美国司法能动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所谓的反多数主义，亦即是反民主问题，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则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③内外联动，实现法官主动审判与当事人主导审判衔接互动。有一家木器加工厂，厂房租期早就到期了，但是拒不搬迁。

这些目标本身可以说已经溢出司法的边界和功能了，我们说司法的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审判，定纷止争，在于规则治理，而审判本身可能并不能承载这些功能，所以这里的四为民为司法所不能承受之重。比克尔区分了政府活动的两个面相，依我们看来，颇有些类似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所讲的政治统治的三种合法性，即民意（民主）、超越和文化历史的三重合法性【 6】。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以行政吸纳政治的统治与治理模式。时飞.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任务的变化[J].开放时代，2008（1） 【17】苏力.道路通向城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9-153 进入专题： 陇县模式 司法能动主义 比较研究 。

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机构更多的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政治形势和生态处境，使得中国共产党呈现出国家化倾向，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渗透社会方方面面。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党委、党组等分工负责的模式。我们从中看到了其问题意识。如果它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那它就有越权之嫌。

只有将一种制度置于其对立面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此项制度。其三，司法部门也不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否则就不会有罗斯福的最高法院的重组了。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司法能动主义主体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并且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法院的运作也不可能仅仅是司法的，下面我们结合陕西陇县的个案作一具体的剖析。美国的违宪审查实行的是司法审查的模式。

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好处是组织动员能力极强，与之相伴的弊病是容易官僚化，滋生腐败。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